我人生的第一个职业是父亲帮我选择的。他说：“当老师好，教书育人，受人尊敬。教师职业自我约束强，往后即使干别的工作，也能打好人生底色。”就这样，1980年，我15岁，初中毕业时，懵懵懂懂，考上了瓦房店师范学校，成为了那个年代第一届“小师范”。
师范毕业，回到家乡海岛小学工作了两年，我又考上了大连教育学院。临行前，父亲又依例和我谈了一次话，鼓励我申请入党，并送给我一本《党章》。此前，我觉得入党离自己挺远。受到父亲鼓励，自然有些激动：“我够格？”
父亲肯定地说：“个人只有在组织里，才会有力量！组织发展党员是有计划的，每年名额也有限。但只要你决心坚定，比别人表现更突出，就行！”
从此，“更突出”就成为我学习和工作的自觉追求。我“更突出”地大专毕业了，“更突出”地当了教师，当了教研员，然后被调到县党政机关工作……
但是，遗憾的是，距离递交第一份申请书快有十年了，我还是没有入上党。其间，我因每隔两年左右即调转一次工作，每到一个新单位，都有若干像我一样迫切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排在前面，我即使愿望再强烈，也只能被排在发展对象的后面。我因此有些挫败感，心生焦虑，萌生了“下海”的想法，就是打算离开机关到保险企业去，但我所在的机关却不愿放我走。正犹豫不决，父亲劝我了：“你还是尊重组织的选择吧。”
一句话，改变很大。那时期市场经济大潮正在兴起，我听从父亲的话，放弃了可以分到大房子、挣钱多的机会，选择了坚守初心，继续从事寂寞清苦的文秘工作。之后，入党，培训，提职，轮岗，经历日渐丰富。进退留转，每当不合己意，父亲就会开导我：“个人的愿望和组织的要求相一致，固然好，不然，要记得自己是党员，懂得'服从'二字。”在每一个岗位上，在组织面前，我能有较强的“服从”意识，这是父亲帮我培养起来的。
定期汇报思想，曾经是我们的家规。一直到我们兄弟仨结婚若干年，大概我的女儿都上小学几年级了，我们还是习惯像学生时代一样定期向父亲汇报一下思想情况，接受父亲的一番点评。这在别人看来，或许有些滑稽，但在我们家，一直都被看作是很严肃的事情。早些年，我向组织写过多少次思想汇报，就向父亲当面汇报过多少次。
父亲怎么说都是个普通人。他读完两年农中，然后参军，入党，军旅生涯中只当过班长，这在我小时候把玩他珍藏的领章、帽徽和那些证书的时候，确是极为自豪的。父亲复员后当过生产队长、大队民兵连长，公社信用社主任，公社党委副书记，退休前不过是县交通局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的党支部书记。
普通人也有不普通的一面。单看父亲样貌，脸庞方正，身材魁伟，透出来的就是一股英气。那种军人独有的“坐如钟，站如松”的气质到老了还在。有一年，我领他到市中心医院体检，排队时旁边一位陌生的老者观察良久，忍不住问我：“你父亲当过兵？”我说：“是。”我听他说话也有膛音，看他站着也腰杆挺直，便问：“您也是吗？”答曰：“是。”是的，他们都是那种说话底气足，一辈子腰杆挺直的人。
在家里，他是父亲，他有资格管教孩子。我们参加工作后先后入了党，在我们眼里，他又俨然成了家里的“支部书记”。我们向“支部书记”汇报思想情况，自然而然，理所当然，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。
但是，忘了什么时候，父亲不再坚持这样的家规了。他给自己安排的台阶是：“你们都成长了，以后管好自己！”或许是父亲自己不好意思管我们了，因为还在他没有退休的时候，我们的职级就已经开始超过他了。即使这样，我无论走到哪里，无论在做什么，似乎总能感受到父亲温暖的目光，那目光会越过千山万水，注视着我，仿佛在激励我，走正人生的路……
父亲于道斌，1941年生，1962年1月入党，同年5月在部队荣立三等功，次年10月，考入锦州步兵学校，但因患胸膜炎而提前退伍，回乡务农。青年时期的挫折，未能些许影响他对人生前途的信心。在家庭里，他更像一叶帆，助力家庭的航船不惧风吹浪打，始终沿着正确的航道前行。现在，他虽年事已高，但仍每天坚持读报纸、看电视新闻，晚间《海峡两岸》节目，他必看。我每个周六回家，他都会给我来上一段一周述评，帮我补上一些国际国内重大时事方面的课。他知道我忙，怕我漏看了这些重要新闻，不问我看了没有，只管讲，间或还发表些看法，我一般习惯于听，间或“嗯、嗯”几声应和着，表示我在认真听，偶有插话，观点稍偏，立即被纠正，亦或是被批驳。
在我的心中，父亲这名共产党员，永远值得我尊敬。父亲的话，我听！（文/归川）

（长海县委宣传部推荐）